作为“经”的《诗经》——从《毛诗传笺》谈汉代《诗经》诠释

学生常问:儒家何以兴盛？我回答:“有经学教材，是儒家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。”所谓经学，即儒家学派在经典的诠释中，注入了自己的学说、思想，为己所用的学问。

我以《毛诗传笺》中的《郑风·风雨》为例来说明之:“风雨凄凄，鸡鸣喈喈，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夷？风雨潇潇，鸡鸣胶胶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瘳？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？”今人多视此诗为恋人相会之诗，而《小序》云:“《风雨》，思君子也。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。”《郑笺》:“喻君子虽居乱世，不变改其节度……鸡不为‘如晦’而止不鸣。”这里运用了《诗经》学常见的比附方法，讲到此诗对人有一种特别的感发作用，喻君子虽生于乱世而呐喊不已。毛诗的讲解，自有其积极意义在焉，并在文学史、文化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后世文人学者援引《风雨》一诗多用《毛传》《郑笺》之意，例如，《南史·袁粲传》载，“愍孙峻于仪范，废帝倮之迫使走，愍孙雅步如常，顾而言曰:‘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’”南朝梁简文帝《幽絷题壁自序》云:“有梁正士兰陵萧世缵，立身行道，终始如一。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”(《梁书·简文帝本纪》)吕光遗杨轨书曰:“陵霜不凋者松柏也，临难不移者君子也。何图松柏凋于微霜，而鸡鸣已于风雨。”(《晋书·吕光传》)

与这一诠释脉络遥相呼应，毛诗所释读《风雨》中的“乱世君子”形象，在近现代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，亦成为其时知识分子的某种精神力量与文化支撑，“风雨鸡鸣”寄寓着他们的民族情绪、家国之思。如李叔同“沉沉风雨鸡鸣夜，可有男儿奋袂来”，柳亚子“盲风晦雨凄凄夜，起读先生正气歌”(《题张苍水集》)。著名画家徐悲鸿的《风雨鸡鸣图》，画中的那只雄鸡，站在峭立的石头上仰天长鸣，画左上题: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，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。丁丑始春，悲鸿怀人之作，桂林。”题诗取自毛诗《风雨》篇，1937年(丁丑)，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，画家借“风雨鸡鸣”的诗意，来抒发自己的“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”的思想感情。陈子展认为《郑风·风雨》一诗的积极意义在于鼓励人之为善不息，不改常度，造次不移， 临难不夺。(《诗经直解》)由此可见，毛诗学对古今文人在为人处世、精神气象上的重要影响。

《毛诗传笺》对某些诗篇加以比附，这也是汉代的《诗经》教学内容及动机所决定的。朱自清认为:“‘诗三百’原多即事言情之作，当时义本易明。到了他们手里，有意深求，一律用赋诗言志引诗的方法去说解，以断章之义为全篇之义，结果自然便远出常人想象之外了。”例如《邶风·简兮》，毛、郑就用儒家学说对此作了必要的引申:“简兮简兮，方将万舞。日之方中，在前上处。硕人俣俣，公庭万舞。有力如虎，执辔如组。左手执籥，右手秉翟。赫如渥赭，公言锡爵。山有榛，隰有苓。云谁之思？西方美人。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。”《小序》云:“《简兮》，刺不用贤也。卫之贤者仕于伶官，皆可以承事王者也。”《毛传》:“武力比于虎，可以御乱；御众有文章，言能治众。动于近，成于远也。”毛诗以为贤者虽然仕于伶官，但都可以承担王事，并认为能御乱、能治众，有动于近、成于远之德才。《郑笺》:“硕人有御乱御众之德，可任为王臣。”《郑笺》也认为，硕人既有御乱和御众之德能，完全可举荐为王臣。这本是一首赞美表演“万舞”的舞师的诗，而《毛诗传笺》把儒家的举贤授能之学，移置到这篇诗歌中了。

与《诗经》学的比附一样，赋法亦是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《毛诗传笺》所记史事，其上起自周族始祖后稷事迹，其下至于陈灵公之事(《陈风·株林》《陈风·泽陂》)，总体时间跨度相当长。《毛诗传笺》中有很多内容是可信的，有其历史真实性，作者毕竟离《诗经》产生的时代较近，一些史实或传说尚有流传。《毛诗传笺》所记部分史事，可与《左传》《史记》等记载相互印证。如《毛诗传笺》释读《郑风》之《将仲子》《叔于田》《大叔于田》《遵大路》四篇，即反映了《左传》“郑伯克段于鄢”之事。又如《秦风·黄鸟》，《小序》云“《黄鸟》，哀三良也。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，而作是诗也。”《郑笺》云，“三良，三善臣也，谓奄息、仲行、鍼虎也。”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:“缪(穆)公卒，葬雍，从死者百七十七人。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、仲行、鍼虎，亦在从死之中。秦人哀之，为作歌《黄鸟》之诗。”

再如《卫风·河广》:“谁谓河广？一苇杭之。谁谓宋远？跂予望之。谁谓河广？曾不容刀。谁谓宋远？曾不崇朝。”《小序》:“《河广》，宋襄公母归于卫，思而不止，故作是诗也。”《小序》虽然语焉不详，但提到了诗的作者为宋襄公母，思念不止而作此诗。陈奂说:“当时卫有狄人之难，宋襄公母归在卫，见其宗国颠覆，君灭国破，忧思不已；故篇内皆叙其望宋渡河救卫，辞甚急也。未几，而宋桓公逆诸河，立戴公以处曹，则此诗之作，自在逆河以前。《河广》作而宋立戴公矣，《载驰》赋而齐立文公矣。《载驰》许诗，《河广》宋诗，而系列于《鄘》《卫》之风，以二夫人于其宗国皆有存亡继绝之思，故录之。”陈奂认为《河广》是宋桓夫人希望宋桓公渡河救卫的诗，故言辞甚为急切。《左传》闵公二年记有许穆夫人赋《载驰》一事，曾予以彰显其爱国精神，依《毛诗传笺》的诠释，此诗也可视为《载驰》的姊妹篇，宋桓夫人也无疑是爱国女诗人。若不是毛诗记录，我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一点。朱熹《诗序辨说》云:“诗之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，其时世名氏则不可强而推。故凡《小序》，唯诗文明白直指其事，如《甘棠》《定中》《南山》《株林》之属，若证验的切，见于书史，如《载驰》《硕人》《清人》《黄鸟》之类，决可为无疑者。其次则词旨大概可知必为某事，而不可知其的为某时某人者，尚多有之。若为《小序》者，姑以其意推寻探索，依约而言，则虽有所不知，亦不害其为不自欺，虽有未当，人亦当恕其所不及。”《毛诗传笺》所言史事，不少记载有证可考，而不可确定者尚有甚多，这一事实是客观存在的。

毛诗虽然属于经学，但是也注重感情的抒发，具有文学性。《诗大序》说的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；“国史明得失之迹，伤人伦之废，哀刑政之苛，吟咏情性，以风其上”；“故变风，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等，都将或美或刺的感情抒发置于诗篇的重要地位。就我们所熟悉的篇子而言，毛诗《小序》及《郑笺》的解释如下:“《甘棠》，美召伯也。召伯之教，明于南国。”“《谷风》，刺夫妇失道也。卫人化其上，淫于新昏，而弃其旧室，夫妇离绝，国俗伤败焉。”“《新台》，刺卫宣公也。纳伋之妻，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，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。”“《载驰》，许穆夫人作也。闵其宗国颠覆，自伤不能救也。卫懿公为狄人所灭，国人分散，露于漕邑。许穆夫人闵卫之亡，伤许之小，力不能救，思归唁其兄，又义不得，故赋是诗也。”《溱洧》，《郑笺》说:“仲春之时，冰以释，水则涣涣然。”“士与女往观，因相与戏谑，行夫妇之事。其别，则送女以芍药，结恩情也。”就《雅》诗而言，诸如:“《节南山》，家父刺幽王也。”“《鹿鸣》，燕群臣嘉宾也。既饮食之，又实辟帛筐篚，以将其厚意，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。”这些作品在读者看来，无不是“情动于衷”的，也正是读者的阅读，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，从而让一部作品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不止；读者的“期待视野”不仅源于已有的文学阅读，包括已有的文学主题与文学形式的记忆，这种期待视野还隐含着全部历史文化的记忆。

不能不指出的是，毛诗的作者出于教学动机等需要，而将《周南·关雎》说成是什么“后妃之德也……是以《关雎》乐得淑女以配君子，忧在进贤，不淫其色，哀窈窕，思贤才，而无伤善之心焉”，显然不顾诗篇的本义，比附得太过，让人心生反感。而且，此诗还排在《诗经》的首位，学生最先接触到的就是这首诗，给人的印象特别不好。一般说来，毛诗在开头《国风》部分讲比附的较多，而后面的《雅》《颂》部分则明显较少，只是在内容上《郑笺》仍有不少比附，如《小雅·十月之交》之“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”，《郑笺》云:“易位者，君子居下，小人处上之谓也。”这也是有些坚持读完的人能够比较认同毛传的原因。

《诗经》是“诗”，是原始先民的古老歌谣集；而作为“经”，《诗经》更有着建构、传承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的主流文化精神与意识形态的意义。钱穆说:“故向来经学家言《诗》，往往忽略其文学性，而以文学家眼光治《诗》者，又多忽略其政治性。遂使《诗》学分道扬镳，各得其半，亦各失其半。”郑振铎把《诗经》注疏比作“重重叠叠的瓦砾”，而《毛诗序》“是一堆最沉重、最难以扫除，而又必须最先扫除的瓦砾”。(《读毛诗序》)不可否认，《毛序》《郑笺》以经学论《诗》，过于强调诗篇的政治性，的确压抑了诗歌的文学特性；但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下，这样的解读方法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。《毛序》《郑笺》自觉担负起了传播儒家伦理、和谐人际关系、重建社会秩序的历史责任，将先秦儒家所崇尚、所宣传的礼乐教化贯穿于诗解之中，伴随着《诗》的传播而行使“化下”“刺上”的双重职能。《毛诗传笺》偏重美刺、多有附会的解诗方式，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偏离了诗歌本身的审美属性、表现内涵，如今看来也未免迂腐牵强；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，《毛诗传笺》对《诗经》文本的这种“误读”“曲解”恰有其必然成因与重大意义，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特质、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产生深远影响。

总之，从经学立场来说，《毛诗传笺》等著作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诠释解说，呈现出历史意识、理性色彩、哲学涵摄力，形成了独特的诠释传统。中国古代文学史是立体的，是由作家作品的历史与诠释史、接受史等诸多因素积淀而成的，两千多年中，《诗经》作为“经”的意义与价值，实际上远远超出其纯粹作为“诗”的意义与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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